大同云冈20窟主佛

中国雕刻，在未受佛教艺术影响以前，已经有长期的历史，在殷周时代，就以民族独创的风格，达到很高的成就。殷墟发掘出来的白色大理石鸟兽雕刻，通体有花纹图案，匀称典丽在世界史前艺术中，独具特色。

西汉时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像，以及猪、牛等石刻，作风雄伟朴质，代表着前汉时代帝国威力的强大。到后汉时，近似绘画的浅浮雕非常盛行，普及于山东、河南南阳、四川等地。如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绘像，可为这一类的代表，但多是平面的，立体圆雕却不多见。仅有嘉祥武氏祠的狮子，雅安高颐阙的翼兽等少数而已。到汉以后，南北朝时代，受了佛教的影响，给中国的雕刻艺术，一种非常有力的新的刺激，中国的雕刻，逐渐转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今传最早的佛像雕刻，有三国吴时的遗物，这是佛教在中国南部传播的结果。到南北朝时，中国南部与北部，佛教艺术，都发展得盛极一时。早期擅长佛像的艺术家，有东吴的曹不兴、东晋的顾恺之、梁代的张僧繇、北齐的曹仲达等人，到唐代有吴道子，最为著名。曹不兴善作佛画，据说三国时代有天竺的僧人康僧会，到吴国传播佛教，得到孙权的信仰，为立建初寺于建业，吴兴人曹不兴受康僧会带来的佛画影响，遂为中国佛画家早期最有名的一人。康僧会是康居国人，即中亚细亚的撒马尔干人，可见中国的佛画一开始是从西域传来的样本学习的，画像是如此，雕像的开始情况，大概也是如此。这其间中国的艺术家们经过长期的精心研究，逐渐创立了自己的式样，张僧繇和曹仲达就创立了张家样与曹家样，有各自的特殊风格。

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塑，从北魏时代，遗存有不少宝贵的作品，在敦煌、云冈、炳灵寺等处的现存造像上，可以看出它的艺术风格的演进。在初期，我们从事造像的艺人们，大概直接从印度传来的图像取法，例如云冈的石佛洞，现存四十余洞，把它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，其中东部三洞，中部十洞，西部九洞，比较重要。西部的所谓昙曜五洞，即编号第十六至二十的各洞。佛像最大，庄严巍峨，高达数丈，在东方佛教造像中，这是无以伦比的奇迹。造像的作风，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及其后的笈多艺术，均有相似之点，又均不全似，这是印度艺术传入我国，有了新的融和之故，壁上的贤劫小佛，面容多作犍陀罗式。中部第一第二两洞壁上，像一条连环画的带子，刻有佛传故事九图，接承犍陀罗的作风，为西部各洞所无。第三为六美人洞，前壁上层六美人，坐帏幕中，婉丽肥硕，也是犍陀罗式的姿态。中部藻井上的飞天，肥短如小儿，在印度鹿野苑笈多时代的雕像，佛背光上有肥而短的飞天，正与此相似，可以说两者的艺术作风，有其共同之点。云冈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，飞天削肩瘦长，衣带飘逸，与前者绝不相类，这正是中国艺术史上所说的“瘦骨清像”。在北魏的晚期，佛教雕刻艺术已经逐渐“中国化”了。